分数多与少好比一颗钉子，即使你有幸把它拔出来，可是印记还在。而对于现在来说，反思比忧郁显然价值来得更高。

认真地来说，即使我抱着莫名的热情投靠了新闻系，但是对于通过系统的分析和借鉴方法来形成一套做新闻的思路，我的确很慢热。譬如新闻采访，我觉得更易于模仿的是职业感，所以大多数时候温情的过渡常常被简化为言语的轻重而被忽略掉，这是第二次策划采访田文华的最大失败之处。讲师的点评，第一点即犀利地指出所有做田文华采访策划的人所犯的通病，就是把自己的立场放在了道德高地上。

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案例明示，作为记者，捧着一颗良心伸张正义是不明智的。我才明白这就是社会与崔永元相互诟病的缘由，而置身这场冷眼对看之外的记者，亦即未来的我，无权把自己置于任何一方。这就是记者应有的立场。对于社会过多的责骂，更特殊的来说，在这个网络声音多如洪水猛兽的时代，记者不该对未被法律定罪之人显露出鄙夷的目光。不能因为社会上占绝对优势的声音恰巧符合你心中道德取向而成为潜在的帮凶。九十年代，南方周末的媒体包青天形象赢得满堂喝彩，而其究竟符不符合新闻伦理，在今天还有待定论。

我不止一次疑惑：新闻人、记者，他们的立场究竟在哪里？他们写出报道或是调查报告的目的，能否仅仅止步事件的真相？有很多时候，对于一些悬而未决却又凌乱不堪的案件，报道仅仅为读者呈现出一种现状。或者求实并非记者的职责，毕竟对于公安来说，这就大有越殂代疱之嫌。但是媒体没有停歇追踪的脚步，与其说是为了忠于新闻职责，从为读者还原真相的角度出发，倒不如说还是一份社会良心、道德感在作怪。每一个事件总有受害者，而对弱者自发的怜悯是由衷的，这份自然的与生俱来的恻隐成了与职业，甚至有时与庄严的法律对抗的羁绊。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这些感情的束缚忠于理智，是学习采访写作技巧之余的重要内容。另一个重点是学会辨析，在劣势舆论中保持自己的见解，抵抗沉默的螺旋。比如说对田文华采访的策划，背景很复杂，但是社会论调一致：首先，三鹿奶粉在造成全国众多婴儿出现肾结石症状的重大社会危害案件中负主要责任，其中包括对真相隐而不报因而使事态严重性加剧的重大过失；其二，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及其领导班子在隐而不报的决策中起主导作用；其三，社会各界猜测，田文华因其罪行深重将面临着终身监禁乃至死亡的判刑，无疑又在其罪行恶劣程度上增添砝码；其四，网络上有自称是田文华女儿的人为其开博喊冤。在如此舆论压力下，道德风向标将谴责及负罪之首指向了田文华，她背负的是不可推卸的罪孽。而此时，扮演记者角色的我却还要在她背后踹上一脚，强迫她回忆人生最尴尬的时刻，针椎一样冰冷的问题。试问她如何开口。低头认罪的姿态，任何人都不想重演。因此作为记者，他所背负的职责不是放大社会声音，而是放大被噪音掩盖的细节，达到真实。

这是一种冷冰冰的职业，热血只忠于职业，而并非道德。

ps.如果不是实习找资料，我居然完全想不起来自己有写过这样的东西..